陳 平　　

      自從國家競爭出現以來，就有兩種發(fā)展模式之爭。中國的秦漢之制，修長城、修運河、車同軌、字同文，是國家主導經濟發(fā)展，“看得見的手”的典型。英美模式“看不見的手”主張市場主導經濟發(fā)展，一度成為20世紀70年代之后各國改革的潮流。蘇聯的瓦解更讓日裔美國學者福山宣布“歷史的終結”，亦即“資本主義最終戰(zhàn)勝社會主義”。問題是2008年美國發(fā)源的金融危機和中國的崛起，給兩種模式的優(yōu)劣之爭出了新的難題：如何理解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成就？如何定位中國在全球經濟危機后的調整方向？ 　　

      中國改革的特點是“摸著石頭過河”。過河的方法是從試驗中探索，避免了東歐蘇聯（以后簡稱蘇東）輕易相信西方經濟學權威、搞休克療法和全盤西化所走的彎路。假如發(fā)展方向是過河，河的對岸就是當時中國趕超的西方大國，這似乎是沒有疑問的。但是仔細回想一下中國發(fā)展的歷史就會發(fā)現，中國不同時期過河的趕超目標，實際上是隨歷史潮流變化的。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的過河目標是趕超蘇聯，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我們那時確實學到蘇聯建立基礎工業(yè)的先進經驗，但是并沒有注意蘇聯模式已經暴露出的不足。從20世紀80年代開放以后，中國又以趕超美國為目標了，也借鑒東亞尤其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經驗，迅速發(fā)展了市場經濟和出口貿易，大大改善中國的國際競爭力和生活水準。但是，學術界在引進西方經濟學體系的同時，同樣沒有注意美國和日本模式已有的局限。例如，羨慕美國的現代化生活方式，卻未警惕美國的現代?。粚W了日本加工出口的經驗，卻沒有注意日本在金融競爭上敗給美國的教訓，等等。所以，中國能否“觀全局航海”，看清歷史的經驗和當代的潮流，走出符合中國國情的發(fā)展道路，就成為中華文明能否再創(chuàng)輝煌的歷史考驗。 　　

      為了把握世界格局演變的大勢，我們先來看一組數據。中國的改革開放改變了世界的格局。如果按聯合國統(tǒng)計的真實GDP的增長倍數來看，世界GDP總量過去30年間增加了2.34倍。低于世界水平的依次是美國（2.33），巴西（2.31），日本（2.02），西歐（1.85），德國（1.80），東歐（0.99），俄國（與前蘇聯比較只有0.71）。高于世界水平的是東亞（3.31），印度（5.48），和中國（16.51）。雖然我們后面會注意到GDP測量的局限，但是估計各國的經濟趨勢目前還是重要的依據。 　　

      如何理解這一組數據？迷信西方新古典經濟學的人認為，中國改革的成功在于市場化，中國深化改革的方向還是市場化。假如此說為真，則原蘇東地區(qū)的經濟發(fā)展應當遠遠高于中國，因為他們不但自然資源、人力資源、基礎設施遠遠優(yōu)于中國，而且全盤引入西方的憲政與產權制度，國有企業(yè)和土地徹底私有化，外貿和金融全面自由化，所謂的休克療法和華盛頓共識，完全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及西方著名經濟學家的指導下進行，然而，這些照搬西方藥方的結果，是全面喪失社會主義工業(yè)化的遺產，巨額通脹和貨幣貶值摧毀了居民儲蓄和社會保障。轉型20年，東歐不僅經濟發(fā)展停滯在轉型前的水平，而且近20年來人口持續(xù)下降達23%，遠超過中國3年自然災害人口下降約3%的損失。東德約幾千億馬克的國有資產，在私有化后的凈值為負，打破了東德居民企圖社會分紅的夢想。東歐的國有銀行幾乎全部被跨國銀行兼并，使得應付金融危機的能力還不如東南亞金融危機時的東南亞國家。如此大的社會財富轉移，都在民主化、自由化、私有化的合法程序掩蓋之下。沒有保護人民利益的主權國家，只有“國弱民貧”，何來“民富國強”？中國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功，在于發(fā)展了健康的混合經濟。不僅民營企業(yè)有巨大的發(fā)展，外資企業(yè)帶來新的技術和管理，而且國有企業(yè)和集體企業(yè)也大大加強了國際競爭力，才使中國沒有重踏拉美依賴經濟的老路。 　　

      這次國際金融危機前后，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和美聯儲主席伯南克發(fā)明了“儲蓄過剩”理論，把美國金融危機爆發(fā)的根源歸之于中國和東亞國家的“過度儲蓄”，造成“全球（貿易）失衡”。 他的理由是中國貿易出超積累的外匯儲備，購買了大量低利率的美國國債，導致美國房地產泡沫和金融危機。解決全球失衡的辦法是美國增加儲蓄，中國增加消費。中國作為一個發(fā)展中國家，如何增加消費呢？伯南克開出的藥方是中國學習西方的現有辦法：發(fā)展社會保障使居民消費無后顧之憂，實行金融自由化和保護產權以吸引外國資本。他的憂慮在目前的全球失衡表現為資本從發(fā)展中國家流向發(fā)達國家。他雖然承認這對發(fā)展中國家的宏觀穩(wěn)定有利，但是對老齡化的發(fā)達國家維持既有的福利制度不利。他主張的國際調整是逆轉資本流向，讓資本從發(fā)達國家重新流入發(fā)展中國家，并獲取高回報，以支撐西方老齡化的福利社會。如此明顯自利和自相矛盾的理論和政策，不僅成為美國諾獎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和美國國會壓迫人民幣升值和打一場貨幣戰(zhàn)爭的理由，還成為西方媒體妖魔化中國的論據。按照克魯格曼的分析，迫使人民幣升值不僅能減少美國的失業(yè)，還會增加中國人民的福利。西方經濟學家給中國開出的其他刺激消費的主張包括：提高最低工資，鼓勵獨立工會加強與企業(yè)談判的力量，推行法治以增加決策程序和降低增長速度。等等。似乎中國過去30年改革的成就不是帶動全球脫貧的動力，倒是世界不穩(wěn)定的根源。而西方高消費和軍備擴張帶來的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危機，不是西方資本主義體系內生的矛盾，卻是發(fā)展中國家起飛帶來的沖擊。任何有常識的經濟學家都可以理解，解決西方老齡化社會的福利危機，是不可能讓老齡社會增加儲蓄和年輕社會增加消費來解決的，現實辦法只能是老齡社會向年輕移民開放，否則只能加稅或削減福利。歐洲政治家開始面對現實，美國政客卻還在轉移選民視線。奇怪的是，伯南克和克魯格曼的謬論竟然能輕易左右世界媒體，連中國不少從西方教科書上而不是從歷史經驗學習市場經濟的學者，也積極響應人民幣升值和刺激消費的主張，其動聽的口號便是“民富國強”和“藏富于民”。歷史能證實他們的主張嗎？ 　　

      這次美國金融危機最令人矚目的事件，是代表美國工業(yè)精華的三大汽車公司瀕臨破產，不得不“國進民退”，祈求政府救助。美國通用、福特、克萊斯勒三大壟斷汽車集團，近百年來在市場份額、資本技術和全球銷售網等方面都居世界前列，怎么會瀕臨破產？是輸給中國的進口車嗎？不是，是輸給了在美國設廠的日本、德國和韓國的汽車公司。為什么？他們勞工的工資水平相同，但是醫(yī)療和退休的負擔不同。美國汽車公司的福利負擔是后起的外國公司的2倍。因為美國壟斷企業(yè)在高峰時簽下的福利契約到面臨國際競爭的挑戰(zhàn)時便無法兌現。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福利制度比國家承擔的福利制度遠為脆弱。更糟的是，美國人均醫(yī)療成本是歐洲大陸國家的兩倍，是日本和英國的三倍，中國的數十倍。為什么？日本、英國是公費醫(yī)療，成本最低。歐洲大陸的醫(yī)療實行雙軌制，成本居中。美國的醫(yī)療體系全是私有制，其把公共服務作為盈利產業(yè)不算，保險公司、制藥公司還和醫(yī)院壟斷共謀，人為抬高醫(yī)療價格和利潤。美國司法鼓勵醫(yī)療訴訟成為民事律師的巨大財源，美國醫(yī)療成本的40%是行政和打官司的成本。美國醫(yī)療產業(yè)的“民富”導致“國窮”。就算美國制造業(yè)的技術可能局部領先西歐和日本，如此高的醫(yī)療成本導致的勞工成本，如何能進行國際競爭？ 　　

      要創(chuàng)造美國的就業(yè)，改革的上策是打破壟斷，包括打破金融壟斷以及醫(yī)療業(yè)的私有化和壟斷。但是美國民主黨控制的國會連奧巴馬的中策，即建立國營醫(yī)療保險公司和私營公司競爭的提案也通不過。奧巴馬在“社會主義等于法西斯”的媒體輿論和眾多暗殺威脅下退卻，不但保留既得利益集團的蛋糕不動，還要兌現全民醫(yī)保的競選許諾而擴大醫(yī)療黑洞，實在是下策。誰來買單呢？美國選民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加稅政治上沒勇氣，發(fā)債國內沒錢買，除了明逼人民幣升值、暗地收賴債之效外，美國的政客哪有什么辦法為美國創(chuàng)造就業(yè)？只會許諾開空頭支票罷了。 　　

      西方經濟學家宣傳私有化、市場化能保證最優(yōu)配置資源的神話，對美國并不成立。要是美國公債利率低是房地產泡沫的原因，為什么中國投資基礎設施，而美國不投資基礎設施呢？伯南克自己承認是美國鼓勵消費的稅收體制造成的。美國為了刺激短期消費來緩和經濟蕭條，立法房地產抵押貸款的利息可以減稅，鼓勵美國居民買不必要也付不起的大房子。寅吃卯糧，才有今日的全面危機。美國把失敗的藥方拿來推銷給中國，行得通嗎？ 　　

      中國人要是像日本人一樣迷信西方理論，放棄自己的競爭優(yōu)勢，無疑是自廢武功。推行西方式的福利制度和法律制度，究竟是改善還是降低了中國企業(yè)的競爭力和中國工人的待遇，只有試驗之后才知道。有趣的是，中國人總是會將外國經驗中國化。毛澤東發(fā)明的農民游擊戰(zhàn)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發(fā)展，鄧小平鼓勵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顯示出比蘇東和歐美還有生命的學習能力和競爭能力。中國在加入世貿組織之前，西方和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都悲觀地以為中國的農業(yè)、金融、汽車業(yè)必然全軍覆沒。然而短短十年，不但中國農業(yè)養(yǎng)活13億人口還有出口余地，而且國際金融危機之后，中國銀行的市場價值超越美國銀行業(yè)巨頭，中國汽車的銷量超過美國，中國的高鐵后來居上為世界之冠。這說明中國既有“看不見的手”，也有“看得見的手”，兩者協(xié)作成為“合作的手”，并沒有落入西方政治角力的僵局。反觀美國民主黨統(tǒng)治國會期間，未能打破金融壟斷，反而給金融寡頭保駕護航，從而犧牲了實體經濟恢復的可能。美國的大工會并沒有代表美國勞工階級的長遠利益，令人深思。 　　

      中國提出科學發(fā)展觀是深謀遠慮的。新古典經濟學推行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問題多多，不是科學的經濟體系。西方經濟學定義的國民生產總值，完全沒有區(qū)分有效投資與無效投資，沒有區(qū)分健康消費和有害消費，猶如醫(yī)生不區(qū)分營養(yǎng)與廢物一般，如何能測量一國真實的經濟發(fā)展和居民福利。舉例言之，假如國人節(jié)制飲食，鍛煉身體，則創(chuàng)造的GDP遠低于高消費、現代病帶來的醫(yī)療消費所帶來的GDP，開賭場、妓院所刺激的消費遠遠大于讀書、健身帶來的消費。媒體報道的中國日益嚴重的城鄉(xiāng)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是不合理的城鄉(xiāng)結構和教育結構造成的。價格差距扭曲了生活質量的真實。農村享受新鮮空氣、食物和閑暇的生活質量與農民擁有的土地住房的質量并沒有市場價格的估計。中國鄉(xiāng)村的農民蓋新房，每平方米的成本只有幾百元，北京、上海新畢業(yè)的大學生如買房，每平方米的價格高達上萬元、幾萬元，有多少人的收入能付得起月供？筆者上世紀90年代在北大當教授，分到的宿舍三室一廳的月租只有10元錢。究竟是城市居民收入增長太快了？還是城市居民的安居成本或壓力指數增加太快了？再說為什么大批農民工回鄉(xiāng)？為什么大批城市退休職工到農村買小產權房？這說明大城市的生活質量，無法用名義收入的增長度量。 　　

      西方醫(yī)療成本的爆炸是西方福利社會瓦解的重要因素。西醫(yī)發(fā)展的分析科學，用越來越多的物理化學手段分析人體，成本爆炸，卻無法理解人的整體機能。越來越多的癌癥患者改為轉變生活方式，學習中醫(yī)和其他自然療法，來避免和治療癌癥。要避免西醫(yī)分析思維造成的醫(yī)療黑洞，中國如能在現代科學技術的基礎上，發(fā)展整體論的養(yǎng)生模式，推廣中國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應該能走出西方生活方式帶來的現代化的誤區(qū)。這就要我們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協(xié)調發(fā)展。既要打破目前的溫飽陷阱，也要突破英美模式過度個人主義的局限，因為整體大于部分之和。 　　

      “民富國強”或“藏富于民”的口號似乎極具吸引力，歷史的現實卻是“國強民穩(wěn)”或“國泰民安”。中國是這樣，西方也是這樣。世界歷史上沒有一個國家的“民富”可以持續(xù)。中國有句話說“君子之澤，五世而斬。” 現實世界幾乎“二世而斬”。富起來的家庭后人，只要依賴祖先留下的遺產去買自己能力無法維持的享受，往往失去艱苦奮斗和艱苦創(chuàng)業(yè)的精神。這是為什么英國等早期帝國先后衰落的原因。社會福利加速而非延緩這一退化的趨勢。中國大城市中年輕人的奮斗精神，就往往不如農村和中小城市的年輕人。 　　

      中國文化追求小康，而非追求大富，是有深刻人生智慧的。中國以天下為己任的賢人，也不會追求西方時尚的炫耀消費。唐代的富裕吸引大批外國移民，最后國防都依靠雇傭軍，以致國破家亡。羅馬帝國，大英帝國都是同樣的命運。巴菲特和比爾•蓋茨都主張把私人積累的財富大部捐給社會。 　　

      有人鼓吹金融市場是藏富于民的最佳工具。西方高稅收高福利的代價是降低國際競爭力，但是金融自由化對社會福利的危害可能更大。美國過去20年的金融自由化，是加大而非縮小了收入差距。烏克蘭經濟轉型時實行的市場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經濟下降約60%，通脹曾高達3000%，貨幣貶值到7萬分之一，國有資產大規(guī)模流失，地大物博、科學先進的烏克蘭居民的儲蓄灰飛煙滅。沒有負責任的主權國家謹慎的宏觀政策和金融監(jiān)管，“藏富于民”是神話而非現實。法國工人最近的大罷工無法阻止延長退休年限的法案。未來西方國家居民只能接受福利下降儲蓄貶值的現實。除了重新振作，像發(fā)展中國家的農民工一樣競爭之外，我想不出什么市場、什么制度能保持“民富國強”的持續(xù)。 　　

      中國人講“知己知彼，百戰(zhàn)不殆。”所謂知己，就不能滿足游歷西方的啟蒙家那樣只注意西方的長處，也要向企業(yè)家那樣注意競爭者的短處。西方的危機，就是中國的機遇。中國的經濟學家尤其要重視西方的教訓，總結中國的經驗，為發(fā)展中國家找到科學發(fā)展的新路，包括建立更切合實際的經濟學和國民經濟核算體系。 　　

（作者單位：上海復旦大學新政治經濟學中心、北京大學國家發(fā)展研究院）